今年的国会议事，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和反对党的国会议员短兵相接的情况更为频密、辩论也更为激烈。朝野双方对政策意见分歧在所难免，但是不同的观点和处理方式其实反映了执政党和反对党价值观的不同。
人民行动党政府自建国以来，秉持着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治国理念：那就是实施任何的政策，都以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前提，要照顾世世代代的新加坡人。
工人党反对消费税上调，钱从哪里来？
加税是最容易引起强烈情绪，但又不容回避的课题。消费税今年上调一个百分点，从7%调高到8%，并将在明年再上调一个百分点至9%。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之前说，消费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将用来支持医疗开支和照顾本地年长者。
国会今年4月辩论政府施政方针和各部门附录时，工人党对消费税的立场反复，引起各方的关注。卫生部长王乙康说，工人党从来没有支持过消费税制度。然而，工人党前议员贝理安回应时澄清：工人党接受7%消费税的现实，因为所得税收数额非常可观，它反对的是将消费税上调至8％和9％。
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在1993年婉拒受委为消费税法案特选委员会成员，因为工人党之前就宣布，无论制度调整与否，都完全反对消费税。贝理安的说法显示工人党的立场转变。值得思考的是：工人党既然同意消费税的税收数额可观，为何又反对调高消费税，以应付政府逐年增长的医疗保健开支？
工人党曾经提出几项建议，作为上调消费税的替代方案，例如增加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的使用或使用更多的售地收入来资助当前的开支。这些建议基本上就是动用更多积累的储备金。
目前，政府动用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的50%于开支。卫生部长王乙康指出，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现行的五五对半方是兼顾当下和未来的需要，是比较符合执政党价值观与原则的处理方式。人民行动党政府不仅要照顾这一代的国人，也要照顾下一代的国人。
我国现有的储备金是先辈克勤克俭累积的，才能应付不时之需，例如冠病疫情。试想，如果我们的先辈按照工人党的建议去做，花掉更多的储备金，没有未雨绸缪，我们是否能够从容的应付冠病疫情对我国的打击？在投资回报减少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得进一步调高消费税，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照顾日益增加的年长者？
前进党住屋方案模糊背后取舍问题
住屋是另一个牵动国人神经的课题。朝野双方今年二月针对两个公共住屋动议展开激烈的辩论。两个动议的主题都围绕着公共住屋是否能让新加坡人买得起和买得到。
新加坡前进党建议推行安居乐计划，让国人在购买新组屋时，只支付按建造成本和地点而定的房价。如果他们过后转售组屋，就得支付土地成本和相关的贷款利息。若无法在市场上脱售组屋，可卖回给建屋发展局，不必付地价。
前进党的提议当时引起多名议员和官委议员质疑，指前进党避重就轻，模糊了这个做法背后的取舍问题。这个提议表面看似吸引人，实际上既不公平也不符合逻辑，会危害新加坡。
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在国会反驳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梁文辉和潘群勤时指出，前进党的计划在本质上是把我国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变成附带购买选择权的全国预付租屋计划，把“全民拥屋”推向“全民租屋”。这项计划会侵蚀国家储备金。
部长解释说，预购组屋屋主可在不用支付地价的情况下使用土地是消耗储备金。若屋主选择不出售单位，那他们居住在房子内的整段期间，储备金便会减少。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也提过，土地是有价值的，梁文辉的建议推翻这个基本原则，不以土地的公平市价偿还国家储备，将减少储备的价值，损害这一代和后代的利益。
另外，针对组屋价格的可负担程度，工人党建议：把非成熟区预购组屋的售价压低至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三倍，让这些家庭最多用三年的收入买房。非成熟区预购组屋近年的售价大致是家庭年收入的四到五倍。
李智陞批评反对党的提案忽视拉低组屋价格会吸引更多买家申购，同时无法解决组屋买家获取暴利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来自高收入群体。
显然的，反对党并没有全面的考虑到他们的替代方案的实际影响。他们也没有坦诚的向国人反映他们的方案背后所需要做出的取舍。
反之，人民行动党政府长期以来和人民讨论困难的决策时会如实的权衡得失，让国人自己做判断。
新加坡缺乏天然资源，储备金是国家存亡的保障。反对党似乎一直在打着动用储备金的主意。平心而论，政府如果无法维持财政的可持续性，国家债台高筑，殃及这一代人和下一代。这会是你愿意看到的局面吗？
